●　过着得体的日子　

　　蔚蓝

　　我上小学的那天早上，撅着嘴，独自慢吞吞地走。一路碰到好几个相熟的小朋友，他们都向我打招呼，催我快点，我没理他们，继续气哼哼地走我的。我穿了一身新衣服，背着个绿色的小书包，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我就是不痛快。
　　问题出在书包上。两天前家里已为我准备好了上学所需的一切装备，我激动得觉都睡不踏实，反复审察那些崭新的书本和文具，把它们码整齐，放进书包，再拿出来看看，再放进去。趁人不注意，我还偷偷穿上新衣服，背上书包跑到院子里“预演”了一下。我昂首挺胸步履庄严，皱着眉头，作思考状，见到父母的同事便客气而高傲地点点头：“刚放学！”
　　院子里已有了几个“预演”的同伴，假模假式地背着书包四处踱步，我凑上去叫其中一个：“甄小云！”平常我们在一起向来都互称小名，现在不同了，就要是小学生了嘛，当然要叫大名。
　　被叫的人回过头来傲然打量我，问我买了几个本子。我兴冲冲地拿出来给她看，她忽然大惊小怪地喊道：“你这是什么书包呀？真难看！”其他人闻声也过来看，纷纷夸张地大笑起来：“这哪儿是书包啊？去幼儿园背还差不多！”然后卖弄地把自己的书包翻来翻去。
　　我有点傻了，看看他们的，又看看自己的，其实两者间差别也不大，只不过他们的是从商店买来的，而我的是我爸给我做的，颜色稍微深一些，包盖下面的带子是缝上去的两根布绳，像鞋带一样需要系个结。别人的则是两根扁扁的宽带子，从一个绿色的方铁环里穿过去。而且他们的包盖更平整，可以盖住三分之二的包；我的却只能盖住二分之一，前端还翘了起来。
　　我哭着回了家，非要我爸给我买个新的不可。我爸说这个书包也是新的，为什么不能用。我告诉他我的比别人的难看。我爸对我的意见不肯苟同，认为既然书包是新的就没理由换一个。我不干，还长一腔短一腔哭个不停。我爸急了：“行啦！学习还没学好，倒要这要那，家里哪有那么多钱！”我看不能得逞，只好使出唯一的法宝，嘹亮的哭声像长鸣的汽笛，响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打在屁股上的巴掌才迫使它停了下来。
　　我的书包在学校里倒没受到预想中的嘲笑，一是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二是另一个同学的书包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那是个用花布的碎片缝成的书包。大家欣喜地叫着：“快来看李彩霞的花书包呵！”我躲在一旁窃喜，希望在我换新包之前，李彩霞能一直用她的花包。
　　 
　　现在想起来，我那个书包并不难看。即使在当时，我其实也不觉得它难看，甚至不觉得李彩霞的书包难看。只不过大家的书包全有两条扁宽带子，偏偏我的像两根鞋带，以致于看起来有别于大家，就是这个让我受不了。
　　人在七岁时不可能像我爸那样洞悉新书包的经济价值，除了跟别人步调一致，还能用什么证明自己也是个样样齐全的小学生呢？即使我当时背的是个二十一世纪的高级书包，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唾弃它。我爸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
　　效仿群众的行为模式，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原以为是成年以后学会的，其实那就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这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至今为止，我仍然不时向群众求证：我做得怎么样啊？我的服装有没有落伍？不上网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你们都准备出国留学吗？
　　可以说我努力了，但还是不能游刃有余，一直都是。一方面我总摸不清公众生活中“合宜”的尺度究竟怎样——它时常会变；另一方面，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合宜”的样板。从那个式样古怪的书包开始，我又因为白衬衫不如别人的白、死活也学不会集体舞等等原因遭到排挤和嘲笑。每当这些事发生，我总是很惶恐，我已经尽可能地按照权威们的要求去做了啊，这权威有时是老师有时是家长，有时只是一本行为手册。
　　可我学不会集体舞，我没法控制这个。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个“合宜”的标准不但有下限，还有上限。三年级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师用毛笔抄在一张大纸上，当作范文朗读。下课后全班同学一致宣称：抄的！你是从《作文选》上抄的！
　　如果仅凭上述事件来看，似乎可以证明我既软弱又无辜，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变成了一个平庸而虚荣的人。其实不是，从我对那个书包不依不饶的劲就可以看出来，我始终渴望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
　　当时和我一起上小学的还有一个小朋友，也是我们大院的，名叫赵丽丽，好像是个什么头头的女儿。赵丽丽从小就衣着整洁卓尔不凡，她口袋里老是装着糖果零食，领先两年用上当时十分高级的海绵文具盒。赵丽丽对此从不低调，反而常常在我面前炫耀。我对此给予了果断的回报：有一天把赵丽丽骗到了个僻静地方，请她享用了一顿老拳，并告诫她应该懂得接受教训。
　　这件事的结果是这样的：赵丽丽向她爸哭诉了我打她的经过，她爸是我爸的上司，我爸回来后二话没说就对我采取了以牙还牙的行动。
　　事隔不久的一个中午，我在院里见到了赵丽丽，一群蜜蜂在她头顶飞舞，彼时，她已放弃了抵抗，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脸肿得一塌糊涂，衣服上滚满了泥。
　　凭良心说，我倒是没有幸灾乐祸，我看了她一会儿，到她家叫人来救她。
　　 
　　去年春节，我和我爸在一个老同事家又见到了赵丽丽。如果不说我绝对认不出她了，据说她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摇滚歌星，形象嘛，你知道摇滚歌星啥样。
　　出来后我爸摇摇头，说：“唉，什么样子！还不如你，虽然没什么出息，到底得体点，我也不算丢面子。”
　　平生第一次被人首肯为“得体”，我没有预想中的受宠若惊。赵丽丽当年被蜜蜂叮肿的脸忽然浮现在眼前，这一教训为什么没有使她在后来的日子里恪守“得体”的准则？
　　我倒是在上个月当着一千个人的面摔了一跤，正摔在商场滚动的电梯上，其惨烈绝不亚于赵丽丽当年被蜜蜂叮。而现在，赵丽丽的脸却若无其事地又白又嫩，像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