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的门
针儿

　　从杭州到上海要三小时，我一直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

　　喜欢这样的时段，你知道将到一个新的地点，而忙乱暂时过去，你不须负担任何责任就能改变你的视野。窗外的花木人群都在改变，你的时间是静止的，你有选择----你有权选择沉默，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你知道，大多数时候你得有个亲善的笑容，即使没什么目的，仅仅为了别人与自己好过一点。但你愿意在玻璃窗上看到停滞的脸，而窗外，有农民劳作，有推自行车的人等待道口通车，有灰秃秃的立交桥，有新鲜的风，这些只是生活的一角，但它们在你面前展开，又和你毫无关系。你翘起了双手，看。

　　三月的春意蓄势待发，树与花径渭分明。树要么是满蓬蓬的绿叶，要么是褐色枝上挂一色的花。房屋也走极端，要么彩色磁砖贴了整幢在阳光下眩得发亮，要么青砖灰瓦沉默包容。也见坟群站在山头，一座座椅子似，连扶手都有，红的白的纸片被砖石压住了，破破烂烂在风中招摇。

　　正如我不能指责窗外的风景，你也不能指责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那些最痛苦的时刻，你不能进入我的内心，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这时候，我喜欢旅行，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告诉别人我看了什么什么。你知道那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在旅途的忙乱中，你的心得到了真正的休息。

　　我喜欢独自一人坐火车。在漆黑的没有风景的夜晚车厢内的反影：毯子下露出雪白的床单，摆在小桌上的塑料兜，一两个晃过去的人影……它们就像潮湿的花朵，在黑色的枝桠上开放。在玻璃平面上，还有远处的灯火，在雾气中飘浮。还有我自己的脸，在路灯的光中猛然闪一下，又隐没了。

　　从杭州到上海是在一个上午，从上海到温州才是一个黑夜。现在我的情绪已转移到黑夜的旅行上了。是的，当我走上列车，就开始忘记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只记得相同的凝视的过程。它们是如此重复，以致我总在怀疑，列车并不会"真的"到达车票上的那个地点。

　　现在，我要开始讲故事了。其实这不是故事，对于故事中的人物而言，这只是生活的常态。对于旁观者而言，这是故事。前面一大段冗长的开场白以及上面的说明都令人腻烦，但我不愿意开门见山。我想说能懂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但我没有资格。正如我还想说懂得那些房屋，那些花木，那些在路上的人们，还有那些窗口，那些不停出发又不停到达的列车，它们的内心我都懂得，但同样没有资格。我是个缺乏同情心的人，因为知道所有故事中的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常态里面。在我还有力气的时候，会抱住倒下去的人。大多数时候，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倒下或者站起，死去或者接受荣誉，既没有同情也没有羡慕。我的脸和远处的灯火出现在同一面窗玻璃上，它们并不在同一时空并行，我的身体没有移动，但在流逝的时光里，一切都已遥远。

　　从见到姨妈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已经知道她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一套三房一厅大约五六十平米的房子，虽然有些仄逼，但玻璃拉门、木地板与整套红木家俱，在细节里用心，让人觉得妥贴、有派头。姨妈姨父住在最大的一间屋子里，贴墙的是柜橱，当门的是高床，尽处是两张垫了许多衣服软垫的躺椅沐在阳光下。姨妈姨父很老了，眼睛耳朵不太好用，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日头里聊天。两个女儿轮流来做饭，在吃饭的时候，两老一个跟着另一个鱼贯而出，吃完饭又回到躺椅里。

　　十六岁的时候，我很迷惑于人为什么要寻找伴侣，既然人生无常，又何必千方百计追求那些未必坚实的希望呢？那年外公去世，也许是有意的，他抓住外婆单独留在医院的一刻，眼睛睁得大大地去了，从此外婆备受困扰，总以为外公要拉她下阴间，她迅速老下去。我在这个过程里看到了爱情与伴侣的不可靠，那年我反复做一个梦，看见他们撑着黑布伞在雨丝里踯蹲。一切无可指责，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的生活，也代替不了我的生活，那个春天，我在怀疑的坟头又添了一把新土。我唯一的向往是十年后能穿上高跟鞋在老家的青石板道上叩叩叩响亮地走。

　　二十六岁的时候，外婆去世，她是昏睡了三周后在睡眠里静悄悄地离去的。三周以前，我握住她的脚踝，告诉她有亲人，她用能动的左手擦眼泪。她已不能说话，只能示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把她抱到洗手间，一让她坐下，她立即迫不及待地小解。她肯定是怕我们嫌她，被迫忍了好久的。这些细节我都记得，在看见朋友姨妈的时候，又想了起来。

　　少年人有条件很残忍，看见老人们丑鄙干瘪的身体，总以为他们不该继续生存。如果你能把自己放置在老人们心里，你不可能再这样想。比如现在我尝试把自己放在姨妈心里，我就能读懂她儿孙满堂赢得回报的欢喜、看见活泼泼生命在面前盛放的无奈、既然年华已逝无可设法我管不着了的无所谓。也许老人都是这样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牙床突出，头发失去水份显得稀少单薄，但姨妈脸上还是有种天真的娇嗔。她说：我看不清啦。指甲还轻轻在椅背上划了一下。我们问姨妈姨父要吃什么水果，他们笑而不答。大姐姐说，你把东西给他们，他们是没有节制地吃完为止的。是啊，这样的年龄要什么节制呢？也操不上多少心了，就像浸在母亲子宫的羊水当中，他们日复一日坐在朝阳夕阳里，等待召唤。

　　姨妈是能干的女人，我看着她的孙儿辈们，想象她少女时代的模样，也一样有倚门回首月上柳梢的风情。在作妇人的漫长时期，她亲力抚养四个孩子与孙儿辈，这时她该有母狼护崽的泼辣，也有青灯伴读的温婉。我脑子里放电影似，出现了好些片断：在街上跑、和女伴买衣料、约会、买菜、怀孕、喂小孩……现在我看人，总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他（她）过去将来的生活片断，似乎很苍凉的，又似乎松一口气，对人有更多的明白。

　　姨妈有三个孩子长到成人。大姐姐脸圆圆的，脾气很好，囡囡时可逗人疼，长大了却未免会让人欺，她身上有很重的小市民的烟火气，因为诚心诚意，却还不俗。贾府里迎春若嫁个平安小人家，到五十岁大约也是这模样。二姐姐脸是长的，身量高大，相貌性情都像姨妈，个性直爽，说话声调都高些的，嫁了山东男人，他被上海化了，也能下厨，笑容亲善。小表哥四十多了，新近才结婚，他的内脏有事不宜结婚，但和表嫂很是恩爱。表嫂未到三十，活泼开朗，胖，常常拿胖来打趣自己："你别看我胖，就以为……"还动辄曼声叫："老公……"娇俏地抱住小表哥的胳膊，她在公司里做文案和翻译，有时爱卖弄单词的发音，如".com"里那个dot，在我说后小小声纠正一下。我很喜欢她。

　　他们也有烦恼。大姐姐邀我们住家里，到家时，大姐夫正在客厅打麻将，眼皮也不抬一下，大姐姐有点难堪。后来我对朋友说：大姐夫是厉害角色。她点头，拍拍我胳膊。我又说：但对我们还好。她说：看人的。 　　最大的烦恼来自于沟通。姨妈的房子是迁改买断的，小表哥和他们同住。两位姐姐在上面出了很大力气，当知道小表哥要结婚时，自然很不高兴。一是担心他的身体，二是新媳妇根本不懂照料老人。姐姐们仍要日日来做饭，现在更是要做多一个人的饭了。从表嫂那方面来说，芳艾年华嫁了小表哥，不觉委屈已算很看得开了，何况立即服侍老人？

　　朋友说：如果我现在四五十岁，也许我倾向姐姐们，如果我现在未到三十，也许我倾向表嫂，现在我恰好是中不溜儿，也只能听听就算了，帮不到什么，甚至话也不好说，只嗯嗯嗯。 　　我也嗯嗯应了两声。不知是不是年岁渐长又爱惜羽毛的人总是如此，血是渐渐冷了，对人事只感乏力，只感置身度外的清冷。我喜欢他们，面对那每顿十几个菜碟子的凉热菜，总觉得惊喜和感激，我也会尽可能地识趣，也热情地邀约他们来玩，也明白到时我会多么尽力地让他们满意。然而，也仅仅如此了，生活的轨迹，只能交汇到这个程度。即使我们对其中一方表示更多的理解，又能怎样呢？故事在他们是真实的，在我们仅仅是故事。正如我只会为自己的外婆哭泣。每个人的圈子都是封闭的，你打不开更多的门。 　　直系亲属的第三代，是姐姐们的两个女儿：城城和圆圆。两人自小一块在姨妈处长大，但你看不出她们只差一岁。城城在读大学，俨然美丽的小公主，她有本能的功利心，既可能往善也可能往恶，是我概念中的上海少女。她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出现过，最近在王安忆笔下又出现了。她们有玲珑的心肝，有避免伤害斤斤计较的能力。但少女总是可爱的，善良到了软弱的又有多少意思呢？

　　圆圆块头大，总爱蹭着人走，像匹需要保护的小动物，有天真而圆的眼睛，穿运动衣牛仔裤和球鞋。一开始我和她没话找话聊漫画，其实多是她说我听，她便孩子气地引为知音，一路上我只好把郑渊洁丁丁七龙珠等旧包袱一一抖开，她觉得陈旧，我也累得慌。后来我们在公车上睡着了，我记得那是个没有心事的下午，我还记得她张开了嘴巴等我喂爆米花，在饭桌上给我倒可乐，还有走的时候头也不回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 　　城城和圆圆都更像父亲。据说城城小时候和爸爸一道常常欺负大姐姐，现在少了。圆圆书包上有铃铛，手机上也有铃铛，响成一片。不知她懂得爱情的时候变化会有多大？

　　这是不可救药的毛病了。无论在哪里，总会用心感受一点一滴。你知道，这故事里有这么多性格迥异的女人，可以写成长篇小说，但我不是为了写作，只因为人生轨迹单一前行，你不能重来，不能后悔，不能走错，因而心中充满怀缅的悲哀：

　　我不能打开所有的门，人们却愿意生活在别处。

　　针儿，二零零一，三，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