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书屋文化月刊 |
|
走下书本的声音（我目前的写作与态度） 白色声音今天，有许多曾经让我们熟视无睹的名词和事物正在离开世俗功利的词言范畴，同样，有许多曾经欺骗和污辱了我们生命情感的名词与事物正在渐离开它们出卖自体灵魂得以憩身的场所。这些词语正在远离伪装，正在走下装帧秀美、字体堂皇的书本。它们作为活生生的鲜花或是尖刺，作为满足的欲爱或是张开的咀唇，正在不经意的仿佛中来到我们的眼前。对于这些让我们耳朵早已熟悉但很少亲身体触的事物与名词，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及时找到它们重新回归的故里，它们就有可能从我们的指间、唇下滑落得无影先踪。 为了它们自身及我们的将来，我们必须成为这些走下伪装书本声音的气管和喉舌，我们必须让这些声音传达得更为清晰与嘹亮。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是一本出人意料地在许多大城市图书畅销榜上长时间名列前茅的纯粹文论书籍。当刘小枫以一副极富使命感的学者面目出现在书中不可回避的历史的倾于政论的批判领域时，这一切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新的变化已经产生。这样一本十分理智化的带随笔性质的评判书籍的出现与它普遍畅销的事实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机械的认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谈及的"艺术家造成观众"这一现代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正在演变成为现实，"敌对文化"以及它的体系（创造和吸收体系）正在我们这个社会悄息而顽强的成长出现。（特别注释：丹尼尔·贝尔是从指与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相对的角度来阐释"敌对文化"的，他简单告诉我们，"敌对文化"的支柱就是自由创作精神。在我们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将之称为另类的"独立文化"也许更为符合我们特色的国情。）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具有远见胆识和智慧予以他无比勇气的理论者正在婉约告晓我们许多不只专属于他个人思想和人生体验所能包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更真实存在于此中之外的大千世界。那里，刘小枫客观担当了许多失落声音的代言，他勇敢指示出的许多东西，一旦被语言所扬起，它们便速急离开了最初现身的文本与印刷字符，走下书本成为正在生长的语言、正在生长的交谈。王家新1993年在伦敦写作他著名的《回答四十个问答》，当被问及"在你1989年以后的诗中，经常出现'词'这个词，最近你的长篇散文诗更叫做《词语》，这是否包含了你对'词'的发现的一种喜悦?"这个问答时敏锐查觉到：从"词"入手而不是从所谓抒情或思考进入诗歌，导致的是对生命与存在的真正发现。这种回答语义是诗学的，从深层角度而言我认为也是历史批判的。正是站在这种诗学与历史批判的交叉和边缘，我写下"白色声音"的标题和片断。 欧阳江河在他那篇文献价值远远大于诗学价值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中谈到了今天的诗人与他们语言的背叛。如同我们不能错误地把"中年写作"描述和理解为一种时间序列一样，当我谈及"白色声音"时，我站在自己的某首诗歌之中，在那里，我想通过诗的言说告诉自己和别人：在与"诗在"的对话中，白色声音并不是某种（某些）带有异于词类及"诗在"内含情感色彩的言说角度，在这种（这些）言说角度中，人们别有用心或是想当然把许多情绪、政治、宗教等等的主观意象、是非评断甚至生死存亡强加于清白的名词和它指标的纯粹事物之上，人们在那�"名利场"中习惯于给名词穿上不同尺寸、规格、样式与颜色的外套，给他们配上不同的工具和标签，让它们成为牛棚囚徒的影子、高贵理论的光环、怒气冲天打手的咆哮；成为温顺职员的谄笑、低贱匠人的汗珠、手舞足蹈艺人的喃语；成为有些人疯狂阴险的精神运动、变态敌对的牺牲祭品，对于这所有的偏见和危险的误识，"白色声音"不仅是一把打碎和破解的铁锤，它重要的还是一种自身重建和延续的状态──一种与其自身指向息息相关的写作及文本状态。从世俗的角度而言，在历史的真实逐渐得以显露的今天�"白色声音"正是要走向人们期待已久的纯白声音响动的真理界面： 在一扇门打开所有的门， 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内在《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一文中写到：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的现实视域应具有改造之物，他坚定告诉我们："在大部分充满创造力和启示性的诗歌中动作着的是一种精神能力，它可以筹划一副关涉自身的崭新蓝图，一种自我活力的崭新疆域。"真实的创作与指向的超脱，正是"白色声音"的旨意所在。在这种旨意的观照下，我和道我所言及的对象就真实存在于我的身边──现在，它们也许正以我头顶上一朵云的形式伴随着我，抑或，以我手旁一阵风的气态包围拥挤着我，我相信因为它们，我正变得大。而我当下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尽力捕捉到它后轻快易变的身影，与它们充分的交谈和彼此聆听，在这些交谈和彼此聆听中许多事物正在我们的四周悄然变化，悄然产生。 身处过渡与转型，作为一名真正而真实的诗人，除了等待，只有写作。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亲切诗歌，倾�"白色声音"在夜晚彼此之间因走动互相碰撞发出的孤独回声，这些回响因孤独而愈发高贵，因高贵而愈发崇高，它们在黑夜发出的光芒就是我们称之为"真理"的神圣之物： 我行走于我的笔下，行进在 记念碑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想把我的长诗写成具有"记念碑"性质的作品。这并非由于我个人对自身抱有什么强烈的功利思想（与此恰恰相反，我一直对所谓�"投稿"与"发表"抱有一种与世俗追命逐利观点水火不容的敌视和恐惧，这种近似病态的担惊受怕使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尽力回避与抵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色彩斑斓的诱惑。）──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诗人面对的存在的现实与职责：我们的诗与民众都已经沉陷得太久，现在，对于诗界而言，一切太需要真正站在高处的声音了。把"记念碑"作为一种可能鞭策自己，也正是因为于此之上，一切才有可能抵达高处才有可能成为高处的声音。这种目标对于我确实太巨大了，我从开始就彻底深知与清醒自己先天的不足与自我后天四处弥漫的落后。不仅如此，对�"诗在"而言，一首真正的诗最后只归属于它自身隐秘的世界，在那里，它自在呼吸走动，自身欢笑悲伤。过多将某现在看来还属于外界存显的东西强附于诗的本真之中，于诗于我，都将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基于这些想法，我明白"记念碑"对于我也许就象生命对于"诗在"一样，一切不过是另一场遥远的梦景，而我们在本真面前永远年青，永远困惑。 我第一次从诗的角度知晓"记念碑"这一词汇是在十多年前阅读艾略特的《荒原》时，翻译出版这本书的那个出版社在封底作者简介时把《荒原》称为西方现代诗史上�"记念碑"。但让我被这三个字所震撼，是在其后某年的一个夜晚，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看一本详细记述墨西哥画家西盖罗斯传记的画册，画家一生都专心于创作自称为具有"记念碑"意义的作品：露天自由展示的巨幅壁画，原始充满生机的油彩，为民众所熟识的人道遍布其间的思想，这一切艺术的形式与画家一生为真理而斗争，一生因斗争而饱受苦难与折磨的独特人生经历，所有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新民主》、《资产阶级肖像》、《人类进行曲》这些色块豪放、喻意深远的巨型壁画出现在墨西哥城的街口、广场、博物馆及教堂内厅。在他的绘画中，"记念碑"这个有着花岗石般坚强正直的质地的名词告诉了我们其自身的精髓：呐喊与真理。在这两点的背后，其它的形态与显现都已变得其次而随然。因为首先，相对于真理而言，美只是真理显现的一种方式，换言之，真理之言说，必是言说美之所在；而呐喊，不仅本身就是表达，它还是这种表达的背叛与背叛表达的言说的存显，是"白色声音"存在化身的一面，它们和真理一同从旧巢中挣扎而出，从陈腐的书本上弹跳而下，它们一起发出自身全新的声音，阐释声音全新的内涵。 从时间而言，期待"记念碑"性质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不只是囿于当下处在一个世纪的结尾，新的未来即将破门而入。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苦难仍在持续，面对这种连绵的痛苦，如果现在我们不会歌唱，将来我们必将丧失真切触摸歌声的耳朵。这种未来的悲哀才是我们现在必须战胜的悲剧，一个诗人与他任何一首诗歌面对这种悲剧，马上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托尔斯泰曾告之世人�"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也抵不上一双皮靴。"物质自有其低俗腐朽的一面，精神也必有其永远对立和轻鄙物欲的一面，但是，如果不能使我们的白昼完全叛逆黑夜；不能使我们的笑容真正源于灵灵、我们普通的尊严像山峰挺立，哪怕最为卑下的人内心深处也有鸟羽扇动的音乐，如果这些没有成为现实，津津乐道于某位诗人与一首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人们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面具与油彩复盖我们面容和表情的过程太久，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改进，我们的艺术最终只能留下一堆陈旧的程式化脸谱。我现在的写作冲动，我在词语与文本之间尽力捕捉的是与之完全相左的图景，是一些能发出真正响动的言词。它们真切，因为它们来自我的灵魂与其它同类饥渴灵魂的撞击；它们高亢，因为它们代表了花朵与种子、森林和海洋的良知： …… 对于我们漫长的生命而言，真切与真实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也毫无二志，正义与神圣所共处的意义正在于：神圣一旦可以言说，神性的传达就由此出现，换而言之，神圣之所在正在于神性的能在。诗与诗人的共在，就是诗歌与言说的共在。追思与交谈,批判与抒情，存在之诗如此存显神奇，如此存显美妙；凸显与自解，去蔽与言说，存在者如此存在真理，如此存在天堂。 1950年，西盖罗斯在座无虚席、雅雀无声的加拉加斯大学热情演讲时说：我是说：除了我们的道路，别无它途。这决不意味着，我想侵犯别人的自我表现自由。我不是要把墨西哥记念碑性绘画的道路强加于人，而是要捍卫这条道路。 两种可能今天，中国诗界"白色声音"言说的现实是建立在两种可能的基础之上：对现实生活的重新认识及于此认识中在唾弃虚假的"政客政治"的同时坚定而真实地使自身置于人本（人道）的政治领域之中；自身的人本（人道）言说成为使艺术创作身份及形态成熟做最为现实与可靠的航标。这两种可能勾勒出当�"诗歌需要"在其得到最大满足的地域所依据的条件或实现条件的一些依据。这些条件与可能，既是诗学的，也是人学的，既是语言的，也是灵性的，既是理想的，也是生活的。 首先，政治就是我们的现实，就是一切作家的现实──生活与创作的现实。漠视这一点，与将"政客政治"重叠于艺术创作之上一样危险。"政客政治"（文革是其典型代表）及其显现可能与"人本政治"是我们当下诗人们及需重新认识辨别的两类世界。从后者出发，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应是在一个更为理性与宽容范畴中的切入。从真正的人本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与创作历史，这是中国诗歌走向成熟化的诸种条件及可能中属于特殊范畴的基本元素。在许多作家（甚至普及于大众）那里，真正政治的本质已经受到歪曲，人本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受到他们深刻而病态的敌视。这一完全歧误的意识使他们的作品远远离开了艺术最渴求的那些深厚的语言、营养和声音，离开了能使他们真正发芽的土壤和世界。这种游离状况至今仍在诗界弥漫与广布。让人感到可喜的是，有少数理智与现实的诗人（评论者）已经认识到并强烈自责于自身的这一迷误，他们正在从思想、意识及创作中走出漂渺的象牙之塔、玻璃书斋，他们正在把自身的现实写作与写作的现实结合起来，他们正在把自身长成一棵真正扎根于真实之中的树木。 另一方面，人本的政治是从未离开真实与实际而被虚幻的理论大家写进僵硬的教材、论著和文件的存在。作为一名当下的诗人，我们必须真实的表达这种真实，自然的表达这种实际。真理总是简单的，我们追求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眼前变来愈来愈朦胧、变得更为陌生，岁月将证实我们道路的错误。"现代诗歌的个性不是来自诗人的思想和态度，来自他的声音；来自他声音的韵律。"换言之，我们笔下的言说就是我们思想最为可靠的导航，而韵律、节奏、意象这些看似归纳于单纯技巧范畴的手法，都是最为真切代表我们灵魂深处的可能。只有我们将眼下认为专属于艺术形式的那些技巧，完全溶进我们生活的历程与现时之中，我们才可能说自己真正开始面对历史在进行写作。 王家新在《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一文中，谈及中国现代诗歌的"无身份性"及在此困境、焦虑下中国现代诗歌如何建构自身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寻觅到中国现代诗歌的身份，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诗歌真正找到了与它曾经大面积引进、接受、"误读"和改写的西方诗歌相对的自身真实的存在，这种真实的存在就是它成功建构自身的因果，在那个特定时空的地位之中，中国现代诗歌正在成熟建构自身，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正是中国诗歌建构自身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在那些真正从使命和职责出发掌握自身言说命运的诗人手上，中国诗歌的身份正在变得清晰、变得完整，在此图景中出现的将是与自身传统和西方诗史重建关系的诗歌的"少年中国"。 "白色声音"在诗歌建构和身份确定过程中的作用是重大的。它使我们找到自身真正言说的对象，找到自身言说对象的根系。朦胧诗中后期对早期朦胧诗的背叛是毁灭性的，如果前期朦胧诗透露出无穷生命力的鲜明指向性在以后的写作实践中得到发展与延续，我们今天的诗界决不会是如此的苍白与凄戚，我们绝大部份诗人决不会自我长期幻觉于意象、词句可悲的语义学范畴内的结木似造句游戏。和我们自我的个人情感、意识、幻想相比，在我们生命存显的世界有许多更为广大和意义深邃的东西──一朵花期待我们吐出阳光的咀唇；一块石头渴望我们张开彩虹的眼睛；一个人──我们的同胞，期待我们串起所有人灵魂的身影。这一切的需要就�"白色声音"的需要，这一切诞生的土地就是"白色声音"跃起的地方。从此出发，当下诗歌已经与许多用诗难以包裹的重要而广阔的历史话题联系在一起，这些话题有时直接锋利地从诗歌语言的皮囊中脱颖而出（例如天安门诗钞及早期部份朦胧诗歌），明显刺激了大众麻木的眼睛和神经；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深刻埋伏进诗歌抒情的温和形式之下，就像旺盛的鱼群穿行在大海平静的海平面之下。 真正的"记念碑"能告诉我们的应正是这些平凡与普遍，正是在这些平凡与普遍中需要捍卫的空气和氧粒，正是在苦难中沉默的坚定行走者。认识这一切后，做个诗人与写诗的过程，都在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因为，如果时间和真理不能担当起平常、自然流程的角色，诗歌便已在它开始的地方变质，诗人就已在成就之所腐烂。这也就是说：对于未来，我们不能把并不属干诗歌的东西放置于诗的存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从这种目的出发，我在一首诗的题记写下：捍卫诗歌，就是捍卫自由。如果我们的诗人们当他们在雪白的稿子上，在一个个如同处女侗体般诱人的方块字中埋下他们身影与思想时仍不能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的写作就还没有进入代表将来日出的地域，换而言之，对于当下，可怕的不是沉默，而是安静。 起来同我一道生长吧，兄弟！ 一次发言①.就象八十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一样，现在，任何一位写诗的人，仿佛都可以成为一位评论家。在众多的"对活"与"研讨"的背后，事实的真相是：关于目前中国诗界的状况，还没有一种或是几种比较恰当的评论手段与方法能全面而客观的掌握当下诗界的动态，有许多领域及相关构成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甚至少有评论涉足，没有谁能从当下现存的分析中较为可靠清醒阐释出汉语诗歌在下一个世纪所切入的领地及在此领地实现的辉煌与苦难。这一方面是说明当前的诗界仍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纷阶段之中，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广大诗人，关于评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诗人还不具备一种真正成熟的符合诗本质范畴的界想，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不具有达到这种范畴的能力与个人修养，毫不客气地说：许多被认可为"诗人"的人，他们还根本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②.关于我们目前身处的时代与生存的境况，每一位存在的人都在认识的界面上有着或深或浅的不满与期望，几乎可以共同的是，在现在：一个徘徊的流浪汉与一名忧伤的诗人；一个拾垃圾为生的文盲与一位满腹经论的教授，他们都认同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在物欲中堕落的时代，物质无所不在的万能功能所带来的深刻享乐感，把我们彻头彻尾变成物的奴隶、异化的商品狂、焦虑的变态者，变成无所事事的废物、答非所问的文字游戏者。就在前不久的某份报纸上，一位诗人还激昂表达了上述观点�"20世纪对于全世界从事写作的人，是一个必须用全部的生命才能承受和对话的世纪。苦难的彻底性，生存状况改造的速度和广阔感，话语方式不断革命和解构带来的困惑，以及个人命运如此巨大的悬空和无法把握，加之我们民族的特殊命运和文化历史的嬗变，注定中国作家成为人类文学群体中的最一孤独者和坚韧者。" 1963年，萨特在布拉格的一次讲话中面对东方华沙阵营对西方所谓没落资本主义的没落资产阶级的作家的没落艺术的洪水汹涌般的集体攻击，清醒而客观地否定了"堕落"这一概念，他说："如果在东方，人们把弗洛依德、卡夫卡、乔依斯视为资本主义堕落的作家，那么，西方知识分子涉及人的全部文化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同样，当今天我们的大众与大部份诗人在用"堕落"这个带有传染毒性的名词打量我们身处的世界时，他们在意识中就先入为主地剥夺了我们这个世界存在者在场的那种神圣性，剥夺了"诗在"在场所言的那种神圣性，换言之，上帝、真理与诗，这一切从未离开过我们（所谓"重建诗歌精神"的论调是可笑而荒谬的）。病态而自卑地把自身放置干一种幻觉中混乱无措的景地，对于一位终身不停言说的诗者，这是一种多么自欺欺人的愚知。《圣经》上说：人心有光，全身光明；中国佛教也认为人心所是即世界所是。一位诗人，如果不能从普遍的世俗中聆听感受到神圣所在的足音；不能从苦难中远眺到精神金刚不摧的光芒；不能在物欲的合理性背面看到"诗在"更为崇高、广大的身影，他就还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者。如果现在我们一味媚俗强调外界的"堕落"，我们就是在压抑自我内心对神性的潜在渴求，我们就是在和罪恶一同虚构存在面对的"伪"所在的虚幻真实性。 ③.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是每一位中国诗人内心最为关切的课题。因为，这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意味着诗人与他们身处时代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性"是一个谁也无法超越的尖锐问题，我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在用一种特定的语言言语着身处的特定的世界，这种神奇的偶然性毫无知觉地被包裹于"民族性"的必然之中，任何意义上�"先锋"与"实验"都必须认识到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尊崇传统的国度中，在这样一种沉厚文化背景及沉淀之下，诗歌的今天不可能不面对自己漫长的过去，在未来的文本范畴与现时写作中它不可能不时刻体现自己作为东方诗歌的与往昔古典主义一脉相承的内涵与诗化精神。 但这种民族性与现代融合的诗歌，对于当下的诗人而言，不可否认仍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一方面，古典主义的精神在大多数诗人的认识中就简单等同于"古体诗"，而现在，仿佛只有老者才对此写作津津乐道，对于大多数青年诗人而言，古典主义是随唐诗宋词一同陨落的巨星，对于当下写作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从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白话新诗"已经越来越远离自己新文化运动初期诞生时的初旨，它也愈来愈成为与"旧体诗"所代表的古典诗学完全矛盾和敌对的文学工具，成为正在与我们谈及的"民族性"产生裂缝隔阂的另类思想背景下存在的世界及言语大地。简而言之，新诗正在走向背叛。我想，作为诗人最为重要的立场是：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勇敢死亡，而且，更要努力复活。 成熟的中国现代诗歌必然与自我的"民族性"有着一体的流通性，而中国诗歌的"民族性"的新生必须建构在它崭新的现代性之上。 ④.对于整体性的中国诗人与诗歌而言，今天我们的一切并不成熟，也不强大。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好面对那些打着"诗歌"旗号在诗界漂浮着的与诗之本在并无关联的事物。这些事物以皇堂的官僚面目出现在公开的报刊之中，用"大奖"、"桂冠诗人"、"诗歌晚会"等功利的虚名掩盖自身物欲贪婪的手爪；这些事物以商品的金钱万能法则出现在协会组织之中，它们的存在使"货币万能"成为当下诗歌语法生存的第一条写作原则。正是这些东西沾污了诗，正是这些东西沾污了诗人，正是这些东西沾污了诗界。诗人们，如果现在我们就为了这些东西而挖空心思、急功近利；为了这些东西抛弃做人的原则、写作的真理，我们就是在拒绝那些真正能帮助我们这群漫流者于黑夜达到目的的召唤，我们就是在放弃自我真正回归家园的路途。 对于今天许多中国诗人而言，学会在新条件下如何做人和生活，比他们学会写诗更为重要。一个人性低劣修养粗俗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倾听到纯洁的神性，我不相信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 ⑤.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虚幻之中，虚幻对于我们也是漫长的。只有用同样漫长的时光与写作，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虚幻，就象我们在用这一切去战胜苦难和生命的空洞一样。 诗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是本真与"诗在"渐渐去蔽的过程，就是诗的形态与人性走向圆全的过程，就是生命战胜的过程。 1999.3.*
|
| 2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