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书屋文化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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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和悲剧性 ……她在表面上和实际上至死都屈从于一种命运的力量，象植物一样毫无决策地生长着。她在命运附近盘桓，既是有罪的，又是无辜的，这使她乍看之下有一种悲剧性。所以贡多尔夫就说："作品凄婉动人，其悲壮和震动之大不亚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贡多尔夫之前，安德烈·弗朗索瓦-波塞已经在他那本虚浮浅陋的关于《亲和力》的书里说过类似的话。但这些评语是最大的谬论，因为决策行为在英雄的言语里达到了顶点，下面是深化的罪愆和无辜相掺合的深渊。在远离罪愆与清白的一边，是此时此地的善与恶，只有英雄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犹豫不决的女孩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因此，赞美�"悲剧性的净化"，完全是废话。这样的悲苦结局是最缺乏悲剧性的。 --本雅明：歌德的《亲和力》（1911-1922） 大体上，悲剧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抗失败的悲剧，一种是听天由命的悲剧。两者都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给人看。前者是动态的主动的勇敢的力量的美，后者则是静态的被动的忍耐的柔弱的美。在我所看到过的文学作品里，前者的典型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后者的典型则是余华的〈活着〉。（不过除了生命原初之美外，我倒看不出福贵还有什么美的地方。呵呵……） 其实还不只是余华，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似乎都更喜欢描述后一类悲剧，对一些听天由命类配角，也大都持一种赞许的态度。例如〈白鹿原〉中的那个朱先生。例如网络上流行的许多自艾自怜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读者感受最深的是：反抗无用。没有人能够摆脱命运的调戏。想不开的人就哀苦到死，想得开的人则可以知足常乐。 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我更容易与听天由命类悲剧发生共鸣，如今的我则更喜欢看那些反抗失败的悲剧。这大概和我成年之后的经历和反思有关。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本雅明的听天由命类悲剧"是最缺乏悲剧性"的观点。在我的观念中，两类悲剧也各有其价值。前者可以给人希望，并鼓舞读者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后者则可以使人体味生命的真相，并乐于忍受自己的失败。但我却相信，中国人，从古典文学的三言两拍开始，实在是充溢了太多听天由命式的悲剧人物，多到已经不知道反抗为何物，一味地训练自己如何才能知足常乐的地步。这是东方的儒释道潜移默化了我们几千年的东西，也是东西方人生观的根本差异。真可谓"过犹不及"了。 我总有一些比较怪异的推断。而关于听天由命类文学的推断是：中国人的慈悲心被它们如此大量地激发和消耗，以至在实际生活中，反而个个冷若冰霜。 我时常在玩〈三国〉的时候心里笑骂：什么关羽张飞，我要你死你就死，我要你活你就活。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命运之神在面对那些听天由命类人物时的心态，大抵也和我类似吧。 所以，我推许〈红高粱〉而贬斥〈活着〉，也贬斥其它所有那些有气无力，甚至连气也无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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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