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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 【风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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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回忆》
我的尾椎骨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这种隐痛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让我十分尴尬。有一次，我与一位萍水相逢的女人做爱。正当我俩进入无人之境时，我的尾椎骨突然疼痛起来，我即刻败下阵来，搞得这位对我情有独钟的小女子极其失望。 我决定去医院拍张片子，想弄清楚我的尾椎骨到底出了什么鬼毛病。X光射线对着我的屁股“喀嚓、喀嚓”就照了一张，可是尾椎骨藏在我的屁股里不肯露面。于是，医生叫我侧躺着，又喀嚓了一张，这次可暴露无遗了。 医生拿着片子，左看右看，象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你的骶骨光滑、完好无损，椎骨也没嘛问题，更看不出有嘛炎症。” 医生觉得我拍这张片子纯粹是多余，可我他妈的实在想不通：“那我为啥尾椎骨疼呢？” 医生不慌不忙地呷了口茶，和颜悦色地问我：“那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过骶骨受伤的情况？譬如说你坐了个大腚蹲，或者谁狠狠踹过你屁股……” 医生的这番话，让我一激愣，我忽然想起大概是十二岁那年，父亲揍过我一顿。那一次，父亲可他妈的把我揍惨了，我一直都尽量不去想那件事，一直想忘掉它。可是，混帐医生的话却勾起了我的回忆。 二 我的祖籍是广东湛江，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到了我父亲这辈儿，祖坟冒了青烟，竟出了个状元。大学毕业时，我父亲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哈尔滨一家大型重机厂工作。老家的亲戚一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借着我父亲这根幸运稻草，摆脱祖祖辈辈捕鱼为生的命运。无奈，一来老家离哈尔滨太远，鞭长莫及；二来，我父亲也不给老家人作脸，窝窝囊囊的过了一辈子，也没混个一官半职。这也难怪他为何娶了我母亲这样的疯女人。 我母亲是个疯女人，我想这事儿也用不着遮遮掩掩地。只是，一想起可怜的疯母亲，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从我懂事起，我母亲就疯疯癫癫的。逢到夏天，她就爱光着身子，披散着头发在胡同里疯跑。有一些混帐和老光棍就会趁机占她的便宜，摸一把她那俩无精打彩耷拉着的瘪瘪乳房，我母亲就站在那儿傻笑。我打小就他妈的忌讳同学们提我疯母亲，开始我还总是低声下气地躲着他们，一下学就一溜烟儿地跑回家。可是，我发现这不管用，反而更助长了他们嚣张的气焰。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枪杆子里出权威”。我当然没什么鸟枪，倒是学会了玩弹弓。要是哪个傻逼得罪了我，嘿嘿，那他家的玻璃就就瞧好吧。后来，我在经历了无数次摔打之后，终于练就出一副好拳脚。我成了我家那片儿的头子，谁他妈都怕我。 父亲一见我总是皱着眉，唉声叹气的，让我腻歪透了。有时候，想想也挺同情他的。有这么个疯老婆，又有我这么个惹是生非的儿子，他能开心吗？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十岁。父亲一见到我哥，脸上就堆满了让人作呕的笑。其实不就是我哥学习比我好吗？我还真不忿…… “别罗嗦了！这和你屁股疼没一点儿关系！”医生粗鲁地打断了我的叙述。 我端起医生的茶杯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口：“有关系，关系大着呢！” 医生拿出了跳棋，跟我做起交易来：“那这样吧！你陪我下跳棋，我听你唠叨。如何？” 我这会儿谈兴正浓，要是他妈的让我闭嘴，还真十二分的不爽。至于跳棋嘛，既不需要复杂的定式，也不必牢记古老的棋谱，闭着眼睛瞎跳就成了！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
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藏在胡同深处，很少有人光顾。今天，医生只接待了我这一个病号。空闲的时间，医生喜欢下跳棋。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智力游戏，只要你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棋子中，识破一条条简捷的线路，你就可以轻松地跳到对面。但这还不够，你还要学会利用和封堵别人的路线，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看着眼花缭乱的棋子，我有点犯晕。每次轮到我，我就笨拙地往前挪一步。医生看着我的蠢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窃喜。他一次次地利用我无意中替他搭好的线路，一气呵成地跳过来。每跳一步，医生就迫不及待地搓搓手，仿佛有种说不尽的快感。 我心不在焉地下着棋，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起我的故事。 “我十二岁那年冬天，我哥跟父亲不知因为什么事吵起来了。吵着吵着，两人就动起手来，我哥跟亡命徒似的挥舞着菜刀。我父亲虽然干瘦瘦的，倒还挺有劲儿，一把抓住我哥的手腕。两人僵持了好半天，吓得我躲在小屋子里不敢出来,最后由几位好心的邻居拉开了。这事儿让我心里怕怕的，但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因为我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有一次，我去我家附近的公共厕所解手，正碰上他躲在那儿偷偷摸摸地抽烟。我哥爱不释手地摆弄着烟盒，我一看那牌子就知道偷得是我父亲的烟。我想要两根，他死活不给我。我一点不客气，回家就向父亲作了汇报，气得我哥咬牙切齿。等到父亲不在的时候，他对我拳打脚踢了一番。我一直寻找着报仇的机会，未曾想父亲替我报了仇。可是打那以后，我父亲很少笑过，他的头发也白了大半，脸上深深的皱纹跟沟壑似的。后来，我哥跟他厂子里一个女工结了婚，搬到香坊区，很少回家来……” “哈！哈！我又赢了。”医生乐得拍起手来。 他的棋子整整齐齐地呈倒三角状摆在我的面前，而我的棋子如同散兵游勇还在中途赶路。看着医生那副狂喜的样子，我发觉自己一直是对牛弹琴，也就没了说的兴致。我的眼睛有点发涩，眨巴眨巴眼儿，竟他妈的掉下几滴眼泪来。我侧过脸抹了抹眼角，我可不想让医生看见我这么个傻大憨粗的小伙子，竟然还抹眼泪儿。
那次干架后没多久，父亲的单位发了两张兆麟公园冰雪节的游览票。父亲就对我说：“老儿子，晚上爹带你去看冰展。”这话让我高兴坏了，要知道父亲从没对我这么好过。吃完午饭，我就盼着傍晚快点来。我是个在外面跑惯了的野孩子，这么捱到晚上我准受不了。我对父亲说，想出去玩一会儿。父亲让我在六点钟前回来，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和几个同学去已经封冻的松花江滑雪橇。我没有雪橇，就眼巴巴地瞅着他们滑。后来，我眼馋得要命，也想一试身手，可是这帮混帐家伙都不肯借。我一气之下，就他妈抢来一个。没等我美美地滑起来，一闷棍打在我的头顶。我恼羞成怒地跟他们干起来，可我哪儿打得过他们这几个家伙。当我屁滚尿流地跑回家时，已经六点多了。我看见父亲阴沉沉地站在门口，那样子让我有点害怕。我胆战心惊地走到他跟前，想跟他解释一下。还没容我把话说出来，父亲的大手就掴了我两大耳光，鲜血从我的嘴角流了出来。 这时，我看见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摆弄着我父亲用的避孕套，把它吹得象气球似的。这个避孕套一直藏在父亲的枕头下面。有一次，趁父亲不在家，我翻出了这个避孕套。正准备用针扎几个小眼儿，门外响起了父亲熟悉的脚步声，我急忙又把它塞到枕头下面，后来我就忘了这码事儿。未曾想母亲又把它翻出来了，看着她一吹一吸的样子，尽管我脸蛋火辣辣地痛，还是忍不住笑了。父亲看见我笑得那么开心，气得不得了。他穿着一双锃亮的大牛皮鞋，毫不客气地连踹我好几脚。 于是，我跌倒在雪地上。嘴角的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雪上，格外扎眼。我屁股也火辣辣地痛了起来，但我还是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这时，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我的傻母亲坐在井台上，起劲地吹着避孕套，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父亲的老脸阴森恐怖，本已是沟壑纵横，由于愤怒而变得更加扭曲生动。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母亲跟前，一把夺过避孕套，使劲地吹了起来，直到吹爆了。母亲被这一声巨响吓得堵起了耳朵，咿咿呀呀地叫喊着，跑回了屋里。 这时，我看见父亲脸上湿乎乎的，不知道是雪水还是泪水。那双总是被父亲擦得锃亮的大牛皮鞋，又在我眼前飞快地晃了几下。我又跌在雪地上，屁股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可是却起不来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隔壁二毛子萨沙家。萨沙的母亲是个胖胖的俄罗斯女人。她帮我擦了一遍身子，又在我的屁股上贴了几块大膏药。过了几天，我的屁股就不痛了。可是不知为啥，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尾椎骨又隐隐作痛起来…… 医生似乎被我的叙述打动了，他同情地叹了气，非常体谅地对我说：“你父亲踢你以后，你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你的屁股也不痛了。可你隔了这么多年又痛了起来，这就叫心理障碍，你应该去楼上精神科看看。” “大夫，可是我的尾椎骨确实很痛。有时，痛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医生的话忒他妈让我别扭。 医生有点儿无可奈何，但又不得不敷衍我这个在他看来有心理障碍的患者：“那你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过骶骨受伤的事儿？” 我绞尽脑汁地想着，实在想不出最近有什么让我骶骨受伤的事情发生。倒是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儿来，那时我还在上高中…… “得了吧！越扯越远！你看看表，几点钟了？下班了，我该走了！我可没功夫在这儿听你瞎白话了！”医生边说着，边脱掉白大褂。 我也觉得是该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尾椎骨剧烈地疼痛起来，比任何一次都厉害。我忍着疼痛站了起来，刚抬起腿，一阵剧痛又让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此时医生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了：“快点走！快！我要锁门了。” 可是我现在连站也站起不来，我不无尴尬地说：“医生，你得背我回家。我的尾椎骨又疼起来了！” “嘛？我背你，你做大梦去吧！你不出来我就把你锁屋里。等明天早晨你再回去吧！”医生说完就把大门锁上了。
我在昏暗的屋子一动不动地坐着，象个困兽似的。我想把灯打开，可却站不起来。我心里暗暗恨着这个混帐医生，把我的回忆撩拨起来，他却颠儿了。 此时，回忆如同泛滥成灾的洪水，在黑暗中涌来。我想起了另一件关于我尾椎骨的事情来。 我上高三那年，我班又插进来一名高考落榜生龚鸣。龚鸣的父亲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好象还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这家伙在原来的学校也跟我一样，是个人见人怕的小痞子。他对我特不忿，总想找茬跟我打架，我也一直想教训教训这个牛逼闪闪的家伙。 和龚鸣一起插进来的还有一个身材贼棒贼棒的小妞。她是龚鸣的女朋友，可我眼睛盯上她就挪不开。后来，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总算把这小妞勾搭上了。龚鸣哪能容得了这事儿。有天中午，龚鸣趾高气扬地走进了教室。我站在过道，两手一抱，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理都不理他。龚鸣也很牛，风风火火地朝我走来，使劲撞了我一下。 “傻逼！没长眼呐！” “杂种操的！就撞你！”龚鸣叫嚣着，象只挑衅的恶狗。 “你他妈杂种操的！”我嘴一裂，火气腾地一下窜起了老高。 可是龚鸣反而不怀好意地笑起来，在同学们面前大声嚷着：“瞧见了吗？这个大傻逼是他那个疯妈跟‘二毛子’的私生子……” 没等龚鸣说完，我已经恼羞成怒，一记重拳奔着龚鸣的鼻梁骨打去，又高又壮的龚鸣毫不示弱，照着我的眼眶就是一拳。我俩扭作一团，打得不可开交。但是我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我被龚鸣打倒在地。那些平日受我欺负的兔崽子们都围着看，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有的还在混乱之中跟着龚鸣踹我屁股好几脚，我的尾椎骨又一次痛起来。第二天，我病倒了，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好在我的尾椎骨并没有一直疼下去，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学校里。我得感谢爹妈给了我个好脑子。高考的时候，我东抄抄，西望望，自己再编点儿，竟然考上了一所市属的理工学院大专班。等我领通知书那天，我父亲终于有了点笑模样。 我是在跟龚鸣打仗时，才知道叫了十来年的父亲实际上是我的养父。生父就是我家的邻居，高高的、一头卷发、红鼻子尖、有着俄罗斯与朝鲜族血统的混血儿萨沙。 在靠近东正教堂的这条街上，属他们家最特别。那时候，萨沙没有正式工作，没哪个女孩肯嫁给他。萨沙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经常能看见他拎着酒瓶子歪歪斜斜地走来。有时，他就直挺挺地躺在教堂院子里的长椅上，酒瓶子凌乱地躺在地上。即使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也如此。萨沙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俄罗斯祖母，似乎从来就没什么愁事儿，整天都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 有一次，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簌簌地落在躺在长椅上的萨沙身上。不一会儿，萨沙就成了雪人，那样子象极了兆麟公园里的雪雕。我和几个小伙伴儿围成一圈儿，跳着、喊着：“二毛儿，二毛儿，下大雪，长白毛儿……” 这时，那个俄罗斯女人挺着高高的乳房，摇摇晃晃走来了。她把我们赶走，然后试图把萨沙扶起来。但和萨沙相比，她实在是单薄了些。她把准备好的狗皮褥子盖在萨沙身上，又回家叫来她的男人，这才把喝得不省人事的萨沙搀回家。 我上初中的时候，俄罗斯女人和她的朝鲜族男人撇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相继去世。萨沙先是去了朝鲜新义州，他有个叔叔在那儿。后来中苏关系解冻，萨沙又去了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现在，据说发了大财，在莫斯科、北京和哈尔滨之间飞来飞去，做着军火生意。但是我却再没见到过他，直到大二那年。
我问养父，他告诉我：“有一天下班回来，整个胡同找遍了，也没找着你妈。后来，听别人说是朝江边方向走了。我连续往江边跑了好几天，一直也没打听到你妈的消息。”说着说着，还装模作样地掉了几滴眼泪，可他心里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呢！我一眼就他妈看出了他的心思。 整个假期我一直泡在松花江边，几乎打听了附近所有的人，可是都说没看见过疯女人。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一直找到大学开学。 上大学不久，我的养父办了提前退休，回到他的广东老家，就再没回哈尔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哥哥象死人一样躲在香坊区，从来就不回来。养父基本上每月都给我寄钱来，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不过，他每次寄来的钱都不多，而且也不按时。逼得我不得不四处打工，难得在学校露次面。毕业后，我就和养父断了联系，我实在懒得理他。 我在大学的寝室乱糟糟的，有几个同学经常纠集在一起搓麻，还有那么一、两人把恋爱搞到寝室的床上。经常是下面四个人围一圈垒长城，上面的两个人帘一拉，床铺就吱吱嘎嘎地摇晃起来。那阵子，整天忙得我晕头转向，根本没时间去上课。我读得是机电一体化，三大力学课我他妈一门也没pass。 可是就在这时，我的鼻根右侧长了几个水泡，透明的，绿豆粒大小，我一直也没当回事儿。我正忙着准备补考，如果补考再不过，我就要开除了。好在补考的时候，我又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东抄抄，西望望，自己再蒙点儿，总算及格了。可是，就在考场上，抓耳挠腮的我不小心抠破了水泡，液体流进了眼睛。没过多久，右眼就肿成了一条缝。我去校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一袋"病毒灵"，在我右眼上涂了一层类似石膏的东西，然后又罩上一块纱布，让我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回到寝室时，我的独眼儿形象着实把大家吓一跳，四人搓麻组作鸟兽状散开，床笫之欢也因为这份晦气而暂告段落。大家怕受到我这种奇怪疾病的传染，都不约而同地买来许多“一次性”食品：方便面、八宝粥、“可乐”易拉罐，甚至还买来许多一次性塑料杯，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还买了许多一次性文具。 没过多久，寝室里就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方便面袋、各式各样的易拉罐、一次性饭盒…… 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此时左眼也开始肿起来了，我心里真他妈烦透了。桌子上的一次性饭盒已经歪歪扭扭地堆到我的床头，我对着它们就是一拳，这些原本高耸着的饭盒便悄无声息趴在了地上、桌子上，有的不甘寂寞顺着窗口飘到了楼下。可是这并没引起那帮鸟人的注意，大家对我蒙着纱布的右眼已经习以为常了。
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回家度暑假了，寝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于是我也只好回家。当我走到家门口，发现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在门口徘徊着。没等我用微肿的左眼看清这人，男人首先开了口：“你是歌子吗？”我点点头，那男人接着说：“我是萨沙。”我心里一颤，泪珠模糊了我微肿的左眼，原来是我的生父。 生父看着我惨不忍睹的脸，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他，鼻根处长了几个小水泡，我给捅破了，流到眼睛里，就肿起来了。走南闯北的生父知道这种长在面部“危险三角”区的水泡，挤捏感染后如不及时治疗，将有致命危险。生父带我去了一家中医医院，大夫给我进行了局部清洁消毒，开了一些消炎去毒的中草药。回到家里，生父熬起了中药，一连几天屋子里弥漫着冲鼻的苦味。也许是中药吃得太多，抑或是闻得太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竟然对这种浓浓的苦味，失去了感觉…… 没过两天，生父请来了一位气功师。这位气功师来自湘西的天子山，对《易经》有很深的研究，经过多年潜心摸索，自创了一门“启灵功”。气功师的个子不高，只及我的胸部，胡子长飘飘的，说他六十也信，说他八十也不会有人怀疑。他的衣着也很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侧开襟儿大褂，长及膝盖，不知是否是土家人的民族服装。 气功师让我闭眼站好，站在我面前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然后又让我跟着他做：胳膊端起，手心朝上，指尖对接，再屏住呼吸，向上提气，手随气流向上至口处，随着气的排出，两手心冲外，与胸平行，缓缓推出。接连做了数次，到吃午饭时方才罢休。气功师一连来了七、八天，不知是他确有本事，还是几副中药发生了作用，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只是在鼻根处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疤痕。 生父要走了，他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看着他忙碌的背影，眼泪不禁簌簌地落了下来。我想起了失踪的母亲, 想起了养父。想起小时候，养父逢到心情不好就揍我，我竟他妈不争气地失声痛苦起来。 生父看着我痛哭不已，轻抚着我的头：“孩子，你怎么了？” 我哭得竟然一时语噎：“我……我……我，我想妈。” 生父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影集，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全是我母亲年青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我一张也没见过。真没想到我母亲年轻时竟那么漂亮！她穿着旗袍，盘着发髻，美得让人眩目。 生父的眼泪也流了出来。他对我说：“你姥爷一家原是在苏州做丝绸生意。民国初年，你姥爷跟随父母来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开了一家店铺，主要经营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解放前，全家又回到哈尔滨做起了买卖。六六年冬天，你姥爷自杀了。后来，你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当初追你娘时比，简直判若两人。你父亲经常埋怨你娘连累了他，误了他的前途。他对你娘经常是连打带骂的，有时候还挥舞着菜刀，嚷着要砍你娘。你娘吓得边逃边哭，我们这些邻居经常在江边找到你娘。等你娘生下你，不久就疯了……” 生父说不下去了，他埋头痛哭起来，两肩一耸一耸地，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悲痛。 临走那天，他对我说：“孩子，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买了房子，开了家饭店。以后，我可能就不回来了。等你毕业后，你可以按我留给你的地址去找我。”
一阵唏哩哗啦的开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医生已经来上班了。此时，我发现自己躺在那张专为X光射线拍片用的床上。我晕晕乎乎地，搞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爬到这张床上的。 医生笑眯眯地望着我：“怎么样？你的尾椎骨还疼吗？” 要说也真怪，一觉过后我屁股的隐痛还真他妈的无影无踪了。我灰溜溜地赶紧拍屁股走人。 我在对对付付地结束了大专学业后，被分到一家效益极差的机床厂。没等干上几年就下岗了，我成了无业游民。在我准备去布拉戈维申斯克找我生父的时候，我与中学同学龚鸣不期而遇了。那天正下着雨，我在一家叫做兄弟咖啡屋的小型地下酒吧喝着啤酒。这家昏暗的酒吧里弥漫着一种十分暧昧的气氛，尽管我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懒散地抽着烟，吧台前坐着的那个穿着花枝招展、让我分不清男女的人，在那儿仍然坐立不安地冲我挤眉弄眼。Eagles乐队的那首《加利福尼亚旅馆》在轻轻地回荡着，舒缓的曲调倒是和酒吧里的气氛很协调。我边听边沮丧地喝着啤酒，至于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我懒得理TA。 这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扭头一看是龚鸣。他搂着一个小妞的腰，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兄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哪儿混呢？ 我告诉他我下岗了，正准备要饭去呢！ 龚鸣神秘兮兮地冲我一笑：“告诉你吧歌子，我在当面首了，是卖艺不卖身的那种。在大饭店里陪那些来哈尔滨旅游的贵妇人们聊聊天喝点酒跳跳舞，一天赚它八百块钱没问题！” 我一听这话，真想抡他一巴掌，可是手伸到他脸蛋上只是轻轻捏了他一下。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哈哈，是吗？还有这种美差！” 龚鸣甩给我一本精致的通讯录：“你自己去联系吧！” 这事儿我只犹豫了几分钟。想想生父给了我一副高大健壮的身材，母亲又给了我一张英俊的脸，在大学我就迷倒了一片小女孩，我干嘛不利用我的资源赚他妈的一笔呢！ 我首先跟一位新加坡富婆联系上了。晚上，我陪她喝了点酒，又蹦了会儿迪。我把大学寝室“卧谈会”上的一些黄色小笑话抖给她，逗得她哈哈大笑，下巴那块松软的肥肉一颤一颤的。临走时她递给我一个红包，一出门我就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纸。 “我靠！一千块！这些满脸横肉的富婆就是有钱。”我撇撇嘴，心里很是受用。 我没有浪费父母给我的好身材，没到一年就轻松地赚了二十来万。可是近段时间，我的尾椎骨总是隐隐作痛，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我的收入。本来寄希望于医院治好我的隐痛，可那位混帐医生的德行让我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我从医院里无精打彩地出来，路过斯大林公园，便走了进去。这些年来，我几乎养成了习惯：每到周末，我都会去江边转一转，我希望能恰巧遇到我的母亲。我知道，这有点象痴人做梦，可是我却一直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有种预感，我母亲还活着。 正当我望着远处的松花江发呆，有个须发飘飘的长者朝我走来。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那位曾经为我发功治病的气功师吗！ “气功师，你怎么还没回天子山？” “我在这儿给人算命、发功治病不是挺好吗！”气功师爽朗地笑起来。 “那正好。你给我母亲算一命吧！看看她现在在哪儿？”我顺手从怀里掏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又把她的生辰八字告诉给气功师。 气功师略略看了照片，就还给了我。他把蒲团放在地上，盘腿坐下就闭眼沉思起来，那样子有点象坐禅的道士。 过了一会儿，气功师很疲惫地站起来，缓缓地说到：“你母亲在八年前的一个雨天，登上松花江的一条轮船，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在同江进入黑龙江。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程，来到了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但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 听气功师这么一说，我心里有些激动。没错！八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正是我考大学那年。而我母亲也正是在松花江走失的。我掏出一张大团结拍在气功师手里，转身就往家跑。
我跑回家，利落地收拾好行李。临行前又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我的生父曾经在哈巴罗夫斯克住过，他对那里一定很熟。我要先去布拉戈维申斯克找到我的生父，然后和他一起去哈巴罗夫斯克找我的母亲。我买了当日去黑河的机票，到了黑河我迅速办理了临时“护照”，成为“一日游”的游客。这是我以最快速度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唯一途径。所有的人都肩扛手提着大包小裹，唯独我空着手，象一个真正的游客。 我们乘船来到对岸，几辆旅游车已经在岸边等着我们了，旅游车把我们直接拉到了交易市场。我在交易市场转悠了一会儿，就偷偷溜了出来。走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街头，我仿佛步入了一座偌大的森林公园。秋天把这座空阔的城市渲染得绚丽而典雅，到处是火红的柞树和金黄的白桦，白桦下还有绿色的草坪。草坪边白色的长椅上，坐着一些休息的老人。他们的脸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里，平和而安详。鸽子、麻雀就在他们脚下悠闲地散步、觅食。 生父用中俄两种文字留给我的地址，让我比较容易地找到了他的家，生父的家离胜利广场不远。当我叩开大门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人走了出来。我把生父留给我的地址递给她，她仔细地看了看又还给了我。她示意我等一会儿，然后跑回屋里。很快，她拿着一个信封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信封上写着歌子亲启，我撕开封口，里面的信纸已经微微发黄。原来，生父在一九九四年又搬到哈巴罗夫斯克了。他在信里细心地用中俄两种文字给我留了地址，还画出了去哈巴罗夫斯克的铁路和水路两条具体路线。他还画了一张哈巴罗夫斯克市区的简图，用红笔标出他所在的位置。 我从未坐过轮船，便决定走水路，于是我朝着江边方向走去。走不多远，路过一座东正教堂，那熟悉的圆似葱头的屋顶让我停住了脚步。教堂庭院里的长椅上，躺着一个醉醺醺的年青人。此时，夕阳的余辉透过稀疏的枝叶斑驳地洒在他的身上。偶尔，还会有两片金黄的白桦叶轻飘飘地落下来。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二十几年前的那一幕…… 当我赶到岸边时，有一艘轮船刚好驶出港口。我想我还是游过去吧！我预感到这艘轮船就是去哈巴罗夫斯克的。我把行李一扔，连衣服也没脱就跳到了江里。我不会游泳，使劲地扑腾着，希望轮船上的人能发现我。可是轮船却渐渐远去了。
大概过了十来天，在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口同江,有两个人乘着一叶小舟在那儿捕鱼。一具膨胀的尸体从上游漂来，一直漂到他们的小船边。死者拖着长长的头发，像是一个女人，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死者嘴角和下巴挂着浓密的胡须，他绝对不是一个女人。尸体在船边逆时针转了一圈，然后向着岸边漂去。最后紧贴在江岸一动不动，江水从他的下面流走，波浪鼓荡着他。尸体做着要站起来的模样，但他怎么也站不起来。那两人赶紧划向岸边，慌慌张张地叫来了当地的公安。 公安查了好久，只找到了死者的哥哥。公安通知他来同江处理尸体，可是这个人却一直没来。后来，公安也烦了，索性就把尸体埋在了岸边。 自那以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个头发披散着的疯女人，围着长满荒草的坟包跑着唱着，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写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２日 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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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屋文化月刊※ 第六期 |